河水深不深，危不危险，只有下水去试了才知道。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只有敢于“下水”去淌一淌、试一试，才知道是海阔天空，还是暗流汹涌。
本期刊登的《容错纠错，宜昌国企“淌水过河”》讲的3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宜昌国企领域推行容错纠错机制的做法和初步成效，值得总结。
从全省的情况来看，这项工作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巩固、完善、提高的工作还很多，路还很长。期待各地大胆探索，守正创新，为加强*的干部队伍建设创造新经验新做法。
————编者
容错纠错，宜昌国企“淌水过河”
一次不一样的“公开通报”
“感谢组织给予我们免责处理，以后一定不断改进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能力。”宜粮集团某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道。
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纪委监委在“宜昌市纪检监察机关激励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一办法两细则”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2起容错纠错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就来自于该公司。
事情的起因来源于年底，市纪委监委在调查宜粮集团某子公司投资项目时发现，刚投资改造完工的菜市场项目，运营一年后便选择退租，造成国有资产亏损。
为了一探究竟，市纪委监委展开调查。原来，年至年，该公司按照《宜昌市城区菜市场提质惠民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年）的通知》和宜昌市城区菜市场提质惠民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先后租赁并改造多家菜市场。
然而，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让项目不得不停业休整。
“我们当时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但是项目已经投资了那么多钱，还是想等疫情好一点了再做起来。”公司负责人如是说。
疫情过后，面对如雨后春笋般的社区团购、电商销售等新型购物方式的冲击，该公司的多家菜市场摊位出租率低，开业后持续亏损。
“为减少投资损失，公司才不得不决定先后退出6家菜市场的经营。”公司负责人说道。
综合研判相关情况，调查组认为：该公司租赁并改造菜市场造成投资亏损属实，但其初衷是推动菜市场提质惠民、增进民生福祉，在建设过程中已履行相应职责，突发疫情等不可抗力和难以预见的因素是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
宜昌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会同市国资委*组织召开市国资系统警示教育大会暨清廉国企建设推进会
一场不一样的“班前例会”
“感谢组织为我澄清，今后我一定放下思想包袱，认真干好工作，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将更加深刻地反思，认真改正。”这是宜化集团纪委为集团所属青海宜化电石分厂副厂长余文辉举行的一场特殊的“班前例会”。
从普通职工一路干到副厂长的余文辉，在工作中向来踏实肯干，然而前不久，一份反映其管理失职的举报信，让他甚是尴尬。
“我工作几十年来，一直勤勤恳恳，最终却落了个这样的结果……”一段时间余文辉的情绪十分低落。
公司纪委随后开展调查，核实反映余文辉的管理失职问题中2项属实、4项不属实，查实的2项问题主要是管理方式方法欠妥，其主观上是基于企业安全生产的需要，且主动承认错误，可以从轻处理。
随后，公司纪委向余文辉宣布，“经集体讨论决定，责令余文辉反思整改，由公司纪委进行约谈，对反映失实的问题公开澄清。”
与此同时，公司纪委决定在电石分厂召开一场“特殊”的班前会，消除影响，帮助余文辉放下包袱。
一份不一样的“红头文件”
“经大桥集团纪委研究并报请*委同意，给予潘某批评教育的问责处理。”近日，宜昌大桥集团一份《关于给予潘某同志批评教育问责的决定》红头文件正式发布，在该公司内部引起较强反响。
前不久，该公司纪委收到市委巡察反馈，显示该公司子公司在年至年期间存在违规转包工程项目的问题。公司纪委随即开展核查。
“当时为了拿下更多的项目，在现有人员、资质不足的情况下，转包了一部分小项目和租赁了一些资质来做项目承接......”随着调查的深入，该子公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不足、花钱购买社会人员资质等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但潘某的出发点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促进企业经营发展，且在决策及实施过程中不存在谋取私利等违法违纪行为。最后，大桥公司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给予潘某批评教育问责的处理。
“我们既要严肃问责，又要最大限度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干部在改革攻坚中敢于担当、敢于作为、踏实做事。”大桥集团*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四华表示。
宜昌大桥集团纪委对批评教育问责处理的案件进行通报
律师点评：
责任豁免与法律底线
孙涌
看了宜昌市纪检监察机关在国企领域开展的容错纠错、为敢于担当的国有企业*员干部“撑腰”的三个案例，为宜昌容错纠错做法叫好点赞。
因为国企中的*员干部的主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市场领域，既要严守*纪国法，更要进行及时准确的商业判断和商业决策。而经营是一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其作出的所有商业决策是万无一失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法院在处理涉及公司经营类型的案件时，也会使用“商业判断”规则，尊重市场主体的商业判断范畴，避免用事后的眼光去审视公司董高人员在当时作出的经营决策。
比如说，股东认为公司有利润，应该向股东分红而未分，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决公司分红，但是只要股东没有向法院提交公司已经决定分红的具体决议，法院是不会支持这种抽象的分红主张的。因为虽然公司有利润，但是分红与否这是商业判断领域，司法权不宜贸然介入公司具体的经营判断。
再比如法院对公司各类决议的效力审查上，只审查作出决议的程序上是否合法合规合章程、内容上是否合法，至于就商业角度而言，该决议是否是一个睿智精明的决定，法院则不予置喙。
具体到三个案例而言，在案例一中，纪检监察机关认为投资建设菜市场的项目主要亏损原因系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因而免于追责。总体来说，这个免责理由是成立的。但是新冠疫情是否一定构成“不可抗力”，则不能一概而论。新冠疫情爆发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冠疫情因素专门作出了三次司法解释，提供的主要裁判规则是，新冠疫情对合同履行产生的影响，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运用不可抗力、公平原则、情势变更等规则予以处理，而不是一概按照“不可抗力”对待。具体到案例一，疫情确实是导致菜市场亏损的主因，但是也有决策者对“如雨后春笋般的社区团购、电商销售等购物方式”的新型商业形态预判不足的主观因素。
至于案例二和案例三，笔者认为，纪检监察机关在对当事人豁免责任的同时，还是要进一步提醒国企干部坚守法律红线，毕竟，“经常安排加班、取消节假日休息等问题”是有违《劳动合同法》的，工程转包、资质借用等行为更是为《建筑法》《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所不容。（作者系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